贝尔福暂停了今天的妇产科检查，而是开车前往军法学校，来向我们讲述她儿子的死亡经过——一直往前走，靠马路右边的位置是她当时送老公Jarrett下车的地方，当时她并不经常送他上班，因此她潜意识中做了一个确认标记：送人任务完成。然后她又指出保姆家所在的位置，当天她很明显打电话的时候开过了。或者是在和老板在讨论日程的重大变动，或者是在和她侄子在讨论如何还赌债。最后到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军法办公室的停车场。她将车停在和那天同样的停车位里，布莱斯就是在这里死去的。

“基本就是这样了，除了旁边这两个车位当时是空的。”她说的同时，下车拿走车钥匙和妈咪包。

这是林恩.贝尔福那令人不安的故事。尤其是已经先入为主，认为作为这样的妈妈，她应该怎样面对之后的生活，你更会这样感觉。

比如说，你也许会设想她应该换一辆车。但这辆配着粉红色小铃铛方向盘套的黑色本田领航员，就是布莱斯死去的那辆。就在他死去的位置几英寸以外，贝尔福正在解开布莱登身上的安全带。

她说，“我不认为换车符合我的财务状况。”

贝尔福的眼睛很冷静，她的态度很明确：

你对此有不满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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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婴儿在车中高温致死事件都像本文中说的那样，只是一些好家长一时记忆的失误这样简单。在另外一些事件中，有些父母有一贯的育儿疏忽前科，或者在嗑药。有时候，父母明明知道有危险，仍然故意把孩子留在车上。在一个非常恶劣的案例中，一个妈妈把自己上锁的汽车当做廉价托儿所使用。当这样的婴儿死亡事件被立案起诉后，一些人会因此被判刑入狱。

像林恩.贝尔福这类的案件，一般在起诉过程中双方就会达成例如缓刑、减刑、社区服务等方式的庭外和解。最终完成整个审判流程的比较罕见。

贝尔福的情况更加少见，她并非以过失杀人最被起诉，而是二级谋杀，如果成立的话，可能被判最多40年有期徒刑。而且作为保释的条件，她被禁止单独和任何未成年人相处，包括她唯一的十几岁儿子。

因此贝尔福聘请了亚特兰大最顶级的刑事辩护律师约翰.泽维林，这意味着她的丈夫加勒特需要继续作为军事承包商的雇员前往伊拉克，好用战地奖金来支付律师费用。林恩.贝尔福只能独立面对这一切。

这样，她开始从过去的悲伤、内疚和自我麻痹，变成了一个敏感而愤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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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泽维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一个侦探小说里的古怪天才，雷克斯.斯托特笔下大腹便便的尼罗.沃尔夫。泽维林的律所在一个有黑色木制百叶窗的漂亮老式别墅里，而有着和圣诞老人相似胡子的律所老板则坐在破洞的皮椅上，而带着污渍的衬衣上的那些扣子们，很努力的坚持着自己的职责不被崩开。

泽维林认为自己当时首要的工作，是证明在这个案件中，没有哪怕一丁点的谋杀意图，起诉二级谋杀是非常荒谬的。他成功了，在初级听证会之后，控罪被减轻到过失杀人罪。不过他接下来的工作则更艰巨：他需要想明白在这样一个戏剧化狂热的案件如何辩护。

联邦助理检察官伊丽莎白.基林的陈词是这样的：“一个男孩的生命是不应该这样结束的。他躺在医院的担架上，慢慢地死亡。他的生命消散掉，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泽维林最后需要做一个关键的选择。刑事案件的陪审团往往希望听到被告的亲口陈述。贝尔福赢得了泽维林的喜爱和尊敬，但他是否应该让她坐上证人席呢?

他问：“你们见过她么?”

是的。

“那你们应该看到了她是如何用精神的盔甲来保护自己不受这个世界的伤害，她把自己封闭起来，变成一个斗士。这帮她生存下来。但对于那些希望看到她是如何被悲剧摧毁碾碎的人，这可能会让人失望。”泽维林最后决定不冒险让她作证。

他说“我用了另外一种方法让她‘站上’证人席，这样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林恩——脆弱，不狡诈，不会装腔作势。”

泽维林的方法是给陪审员播放两盘录音带。一盘是布莱斯死后一小时左右，贝尔福在医院接受警察询问的录音。她的声音中有无法衡量的悲痛，在抽泣和呜咽中，勉强可以分清她颤抖的话：“我杀了我的孩子，天啊，对不起。”

第二盘是911的报警电话录音。在贝尔福发现尸体之后的几秒钟，她恳求一名路人帮忙报警需求帮助。

泽维林转了一下电脑，找到一个音频文件：“想听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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